国家信息中心于施洋：政务大数据何以“舍近求远”？
于施洋现任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师从汪玉凯教授，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2002年起，他开始专注于电子政务研究，参与过多项国家电子政务政策、规划的起草和研究，可谓见证了我国电子政务近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大数据助力政府网站转型
从2011年5月起，于施洋所带领的团队从以往主要关注的电子政务政策和规划研究领域“华丽转身”，以事企合作创新方式成立了国家信息中心网络政府研究中心，开始专注于政务网站大数据分析。
这一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政府网站大数据中心。2014年2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改版的大数据分析和栏目规划、页面设计就由该团队完成。
回顾这一转变时，于施洋坦陈，他本科学经济学、硕士学金融，博士学行政管理，可以说都跟信息技术、数据科学无关。但当时就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毅然放弃了“高大上”的战略和政策研究，而带领团队扎到数据分析这个专业领域。
于施洋认为，网络的快速普及，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的人文基础正发生根本性变化。互联网不断进化，政府网站却后知后觉。政府网站无法为网民提供有效服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主观想象出来的服务供给和网民实际需求之间的严重错配。
他认为，政府网站未来将有“三大转变”：从“知晓式”被动信息发布，向“回应式”主动公开转变;从“单向式”表达，向“融入式”参与决策转变;从“形式化”在线服务，向“实质性”网上办事转变。
而这一切转变发生的基础，就是大数据。
政务大数据从互联网上突破
2015年2月，于施洋又有了新任命：国家发改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执行副主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变。
谈到这段经历，于施洋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政务大数据发展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由内而外，先占领“大城市”的直达式路径，先以政务信息共享、公开为主，再与互联网海量数据结合;另一条是由外而内，“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式策略，先以挖掘互联网上免费、公开的数据为主，再向政府内部走。从过去一段时间实践看，第一条路线看似更直接，但并不好走、风险很高;而第二条路虽然看似“舍近求远”，但实际上却是另辟蹊径、别有洞天。
研究表明，2011年全球数据总量约1.8ZB，到2020年则将激增到40ZB，这其中文本、图片、音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占比将达到75%，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数据并不由政府产生，也不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是在互联网、物联网。
那么，完全基于互联网上开放、公开的数据，是否可以直接建立一套国民经济运行的非统计监测预测和决策支持体系呢?基于这样的考虑，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成立了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在中央各部委里首提建设大数据专门机构，还批准建设专项，成立了超100人的专业团队。
实际上，从一开始，“互联网思维”就深扎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
一方面，强调用开放、合作、创新、共享的思路来建设大数据中心，而不是一上来就闷起头在政府内部去推信息共享。过去一年，这个机构探索性地开展了基于互联网非统计数据的宏观经济监测、预测研究和分析工作，研发了网民经济信心指数、重点消费领域需求指数等十多个指数，在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开展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测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支撑宏观决策的全新路径。
另一方面，强调真正做到问题导向、应用为先、机制创新。2015年2月9日，国家发改委决定建设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两天后，他们的第1期分析报告就报送上去了。截至目前，他所带领的团队围绕经济监测、形势分析和政策评价，编写完成了140多期大数据分析报告，处理有效数据条数超3000亿条。
事业单位与企业合作的PPP模式，是一种机制创新。于施洋说，教训太多了，技术、需求瞬息万变，如果还像以前那样，用1-2年立项、再用1年建设，然后才考虑利用系统开展工作，那么，等大数据系统建成之时，需求已变化、技术早就过时。
实际上，在从“外围”互联网入手的同时，近期他的团队已经开始在税务、工商、生态等领域逐步深入到政府业务数据之中，实现了由外而内的突破。
走出国门建大数据中心
2015年底，于施洋和他所带领的团队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使命，组建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这是全新的任务，于施洋透露，在领任务之初，他们曾经做过调研，发现“一带一路”沿线60多国一共有40多种官方语言，建立一个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决策支持体系，光是跨语言翻译问题就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团队依然沿用了在发改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时采用的事企合作、广泛整合各方资源的模式，快速启动了“一带一路”国别数据库和大数据综合服务门户建设;并与海南、新疆、福建等地方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大数据应用工作。此外，“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还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初步达成协议，计划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建设中亚“一带一路”大数据区域分中心。后续还会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地建设分中心，最终形成一个全球化、多节点的大数据采集分析应用体系。
在一篇研究论文中，于施洋写道，大数据之“大”，不仅仅在于其容量之大、类型之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数据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把大数转化成为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小数据，才是它 最后的、最终的归宿。”
?对话于施洋：
频道：职业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于施洋：2014年11月底的一天，我的主管领导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同志召集大数据业务骨干开了一个会。在会议上杜主任传达了发改委徐绍史主任的三句话，大意分别是：第一句，大数据是大机遇，是未来国家信息中心的核心业务之一;第二句，大数据是国家发改委机关定位转型的重要抓手，要真抓实干;第三句，指示我们围绕发改委核心工作制订建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非统计宏观决策支持休系的总体方案。现在回过头看，这些论断和指示都是前瞻性的、战略性的，对于我们这些年青人是很大的鼓励。从那天开始，我们这个团队在大数据支撑宏观决策领域正式起航。
频道：关于大数据，您正在进行的工作是什么?
于施洋：我在大数据领域的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11年到2014年底，主要是通过网民访问行为大数据分析帮助政府网站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第二个阶段是从2014年底到现在，重点是利用互联网数据建立国民经济运行的非统计监测预测和决策支持体系，我们在数据汇聚、数据模型、数据可视化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第三个阶段，就是未来两到三年，把互联网数据和政府业务数据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大数据在决策、监管、服务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频道：对于大数据的未来，尤其是您正在从事的领域有什么样的展望?
于施洋：大数据在政府中的应用目前还处在起步期，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广阔。我认为，从过去五年的工作实践看，未来政府大数据应用有两个方面需要突破：一是机制创新，现行的电子政务建设、管理和运维机制与大数据工作特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机制问题不解决、不突破，大数据就可能走电子政务的老路，失败率甚至可能更高。二是人才培育，人才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政府大数据应用的首要瓶颈。我觉得在人才和知识的储备上，在人才的使用和激励上，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培养既懂大数据、又懂政府业务的人才，是个大课题。
